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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平臺方適用“通知—刪除”規則的思考

日期:2020-02-13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作者:王瓊飛,張奇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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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認為長沙百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贊公司)運營的小程序未經授權,擅自傳播網紅作家武志紅的作品,涉嫌構成著作權侵權,杭州刀豆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刀豆公司)將其起訴至法院,并將騰訊公司列為被告二。2019年2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對該案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判決百贊公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每案1.5萬元,駁回原告對騰訊公司的所有訴訟請求。2019年11月,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首例涉微信小程序侵權案件作出二審終審判決,維持原判,跳出了與產業實踐相悖的一刀切式的“通知—刪除”規則。經過對該案的思考,筆者認為,從簡單依據“通知—刪除”規則作出判斷,到科學合理地判定刪除相關內容是否屬于阻止侵權的“必要措施”,是知識產權侵權責任認定中界定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思路的重要轉變。


隨著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新型互聯網服務將層出不窮。何種互聯網服務提供平臺需承擔哪些網絡侵權責任,這是需要立法和司法解答的問題。


是否應無條件適用“通知—刪除”規則


“通知—刪除”規則被美國《千禧年數字版權法》最先運用,在版權領域,網絡服務提供者并不承擔對用戶內容的事前審查義務,如接到權利人的合格侵權投訴通知及時刪除該侵權作品或斷開對其的鏈接后,更可進入免責的“避風港”。


我國隨后引進了該“通知—刪除”規則,《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將網絡服務提供者分為自動傳輸、自動接入、自動存儲、信息存儲空間以及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該條例明確在信息網絡傳播權領域,信息存儲空間以及搜索、鏈接服務提供者適用“通知—刪除”規則,而自動傳輸、自動接入和自動存儲服務提供者不適用該規則。


應該說,“通知—刪除”規則考慮到了權利人和網絡服務提供商兩者間的利益,在保護權利人著作權的同時,避免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分苛責。


但隨著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新型互聯網服務提供者不斷涌現,比如云計算服務提供者、小程序服務提供者等等,這些互聯網服務提供者顯然不同于傳統的信息存儲空間服務商或者搜索鏈接服務提供商,其對內容并無直接管理和控制,屬于為開發者提供平臺服務的技術提供者,讓其適用“通知—刪除”規則,顯然在技術操作上無法做到定點清除侵權內容,強行終止服務將導致明顯超出必要限度而無辜傷害。


因為局部的內容侵權,而要求任何服務連接者對其客戶刪除整體內容或者停止服務,無疑會使大量合法的內容被無辜中斷,互聯網產業在無限制的責任追索下將喪失安全感。試想,如果淘寶平臺上的一件商品或微信平臺上的一篇文章,因為侵權而被權利人投訴至域名注冊商、云計算服務提供商或者應用商店提供商,要求這些服務提供者承擔“通知—刪除”義務,那么這些應用層面的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將隨時被終止服務。如此一來,行業創新者將因侵權風險過大的營商環境而裹步不前,也將大大抑制互聯網行業的創新與活力。


靈活看待“通知—刪除”規則


筆者認為,該案件是又一例明確排除適用“通知—刪除”規則,同時又對阻止侵權“必要措施”進行詳細闡述的案例,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該案二審判決延續了其一審判決以及此前相關案件對此類新型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排除適用“通知—刪除”規則的做法。二審判決認為,涉案侵權內容均存儲于開發者服務器,騰訊不具備進入開發者服務器,觸及開發者服務區器的技術能力,因此技術上無法實現精準、直接刪除侵權內容。在該案中,整體下架小程序(即刪除小程序)切斷用戶與開發者之間的聯系通道,太過嚴厲,不是針對具體侵權內容,明顯超出必要限度。


其次,該案二審判決并沒有簡單引用此前案件對于云服務器服務提供者確立的“轉通知”義務作為“必要措施”,而是對于“必要措施”留下了較大彈性空間。杭州中院認為,為避免損害被投訴人的合法權益,為更好實現權利人、網絡服務提供者和網絡用戶之間的利益平衡,應綜合考慮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性質、形式、種類,侵權行為的表現形式、特點和嚴重程度等具體因素,以技術上能實現,合理且不超過必要限度為宜。


該判決為新型互聯網產業發展留下了足夠的活動空間,避免一刀切式地適用“通知—刪除”規則或者“轉通知”義務,為新業態創新提供了靈活的法律環境,也最大限度避免了產業發展與現行法律的分歧。


將為未來帶來有益探索


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這為平臺責任適用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解釋空間來靈活操作,解決部分互聯網服務提供者不應適用“通知—刪除”規則的問題。


正是因為注意到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中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概念過于寬泛,如果把所有的與網絡有關的服務提供者都納入到該條要求承擔“必要措施”,將會與立法原意相悖,杭州互聯網法院在一審審理中,通過細致調查深入分析,在查清小程序服務是一種僅提供網頁架構和數據接入等基礎性技術服務后,明確排除對其適用“通知—刪除”規則。同時,杭州互聯網法院并沒有止步于對“通知—刪除”規則的排除,其對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規制的對象進行了進一步闡釋,認為其適用范圍應當做目的性限縮解釋,不應當適用于自動傳輸和自動接入等基礎性技術服務提供者。在此基礎上,杭州互聯網法院再通過類比,將小程序平臺認定為類似于自動傳輸的基礎性技術服務提供者,故參考《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關于自動傳輸的規定對權利人投訴可以采取行為豁免。


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探索,對于提供接入、傳輸、緩存、操作系統、瀏覽器等底端純技術服務的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其本身作為互聯網的底層設施提供者,其服務更側重信息傳輸的自動性、效率和便捷,而非對信息的管理和掌控,要求其采取合理措施既不經濟也不易實踐,應當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對待自動接入、傳輸和存儲一樣,不應對知識產權侵權承擔法律責任。


該案為未來更底層互聯網服務提供者面臨的問題打開了一扇“窗”,日后在權利人投訴操作系統服務提供者、基礎電信運營商服務提供者甚至物聯網數據或者信息交換服務提供者等新類型網絡服務商時,提供了一種靈活開放的解決方案,甚至會促使立法或者相關司法解釋對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作出更明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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