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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銷售侵權案件中,買賣合同訂立地、發貨地而非收貨地為侵權行為地

日期:2020-02-25 來源:知產力微信 作者:姚強,王麗平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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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專利銷售侵權糾紛案件中,判斷收貨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轄權的關鍵在于收貨地是否為侵權結果發生地,而這涉及到對專利法視野下“銷售”行為的重新定義。專利法領域中,“銷售”侵權產品行為一旦作出即造成侵害后果,行為的實施地就是結果發生地?!颁N售”行為并非瞬時完成的行為,成立于買賣合同訂立,終止于發貨,故買賣合同成立地法院、侵權產品發貨地法院具有管轄權。例外情況是,如果出賣人住所地(或公司注冊地)位于國外,通過網絡向我國境內用戶銷售侵權產品,合同成立地在國外,發貨地亦在國外,在無其他有效管轄連接點的情況下,有必要考慮以收貨地作為管轄連接點確定我國管轄法院。


[案情]


原告:劉懷禹


被告:東莞市八瑪車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八瑪公司)


第三人: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淘寶公司),


劉懷禹系“專利號:ZL20163062××××.5,專利名稱:折疊電動自行車”外觀設計專利的權利人,該專利申請日期2016年12月16日,授權公告日2017年7月28日。2018年5月16日劉懷禹依法申請專利權評估,評估結論為:本外觀設計未發現不符合授權專利權條件的缺陷。劉懷禹訴稱八瑪公司生產侵犯其涉案專利權的產品,并將涉案產品在市場上(包括線上、線下)進行銷售,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給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劉懷禹代理人在淘寶公司網站購買涉案產品,指定天津收貨,并依法在天津市海河公證處進行了證據保全。


2018年11月6日,劉懷禹起訴至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請求判令:1.判令八瑪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其“專利號:ZL20163062××××.5,專利名稱:折疊電動自行車”專利權的行為;2.判令八瑪公司賠償其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計100000元;3.本案訴訟費用由八瑪公司承擔。


 [裁判]


天津二中院認為:本案系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因侵犯專利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被訴侵犯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的制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專利方法使用行為的實施地,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的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的制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實施地。上述侵權行為的侵權結果發生地?!痹诰W絡環境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的銷售行為地原則上包括不以網絡購買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網絡銷售商主要經營地、被訴侵權產品儲藏地、發貨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網絡購買方可以隨意選擇的網絡購物收貨地通常不作為網絡銷售行為地。本案中,根據劉懷禹提交的公證書,能夠證明被訴侵權產品通過淘寶網銷售,公證書顯示涉案侵權產品上粘貼的合格證上印有八瑪車業公司字樣,本案被訴網絡銷售行為的直接實施主體是八瑪車業公司、淘寶公司,二公司的住所地分別在廣東省東莞市、浙江省杭州市,上述兩地是被訴侵權產品銷售行為的實施地,本市僅僅是公證購買被訴侵權產品的收貨地,不能以此作為侵權行為地確定管轄,因此,本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一款,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規定,本案應當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綜上,天津二中院裁定: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


[評析]


在專利銷售侵權案件特別是通過網絡形式銷售侵權專利產品案件中,為了訴訟便利,專利權人經常通過指定網絡購買侵權產品的收貨地址以“設立”管轄連接點,進而確定案件管轄法院。由于缺乏法律、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制,且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較于一般民事侵權糾紛存在著特殊性,在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其解釋確定管轄地時,人們對這種特殊性往往認識不一,導致這種以收貨地為連接點“拉管轄”行為,不但在理論上困惑較大,更是在各地區各層級法院中引發了“五花八門”、“反復不定”乃至“相互沖突”的司法實踐,一定程度影響了司法裁判的統一性和權威性。為了探尋專利銷售侵權案件中,“銷售”的內涵與外延,侵權行為直接產生的結果地究竟為何地以及應由收貨地法院管轄的例外情形,筆者結合理論研究、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對此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現行法律、司法解釋規定及司法實踐觀點匯總


(一)現行法律及相關解釋


與網購侵權產品收貨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轄權有關的法律依據,主要在于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解釋)以及有關專利侵權糾紛的司法解釋。如《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五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九條規定等。


(二)司法實踐觀點


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種是收貨地法院具有管轄權。此類觀點及實踐在相當部分法院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認為買賣雙方采用通過網絡以異地付款、交貨的形式銷售涉案專利產品,通過網絡購買涉嫌侵權產品的收貨地是侵權結果發生地。如安徽高院(2014)皖民三終字第39號裁定,江蘇高院(2014)蘇知民轄終字第26號民事裁定及(2015)蘇知民轄終字第122號裁定,廣東高院(2015)粵高法立民終字第127、128號裁定,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滬73民初113號裁定,上海高院(2016)滬民轄終230號裁定,廣東高院(2017)粵民轄終36號裁定等。


第二種就是收貨地法院不具有管轄權。持此觀點的法院亦不在少數,其中不乏頗具權威性的最高人民法院案例觀點,主要認為收貨地址并非侵權行為的實施地,而且在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中,侵權結果發生地應當理解為侵權行為直接產生的結果發生地,而不能以起訴人指定的產品收取地作為侵權結果發生地。如廣州知識產權法院(2015)粵知法立民初字第8、9、10號裁定,浙江高院(2015)浙轄終字第123號裁定,江蘇南京中院(2017)蘇01民轄終221號裁定,天津二中院(2018)津02民初347、812、813、1121、1122、1123號裁定,北京高院(2018)京民轄終91號、108號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轄終93號裁定等。


綜合來看,收貨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轄權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一點:網購侵權產品收貨地是否為侵權結果發生地。筆者以為,要想全面準確把握這個問題,需要從專利法的視角對“銷售”行為進行重新理解認知。


 二、專利法中“銷售”含義的重新解讀


“銷售”是人們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中應用極為廣泛的常見性、基礎性表達,但往往越是表達基本概念和事物的基礎詞匯,包含的內涵外延也就越模糊和富于變化,越容易引起錯誤理解和模糊認識?!冬F代漢語詞典》認為,銷售指“賣出(商品)”。[1]布萊克法律辭典將“銷售”定義為“The agreement by which such a transfer takes place”,[2]有學者將此譯為“賣方與買方之間訂立一種合同的行為,通過該合同,賣方在買方支付或者承諾支付價款的條件下,將其財產的所有權以及占有轉移給買方”。[3]但這種學理上的解釋,明細帶著傳統民商法特別是合同法的特征,未必能夠精準適用于與傳統民商法在立法目的、法律形式、法律屬性、權力特征、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別的知識產權法特別是專利法。而生活實踐抑或司法實踐中,人們又經常將“銷售”、“買賣”、“交易”等詞句通用,這就容易使得專利法意義的“銷售”行為與合同法意義的“買賣”行為混為一談,引發相關問題。筆者以為,準確認定專利法意義的“銷售”行為的內涵和外延,尤其是將其與合同法意義上的“買賣”區分開來,對于認定侵權行為、降低專利權人維權成本、保護社會公眾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一)“銷售”行為的成立時點(起點)


知識產權侵權理論與傳統侵權理論有所不同,知識產權對象往往具有無限再現性的特點,權利人的權益被侵害時,既存財產利益并不會減少,往往是無法具體評估的可期待利益減少;而傳統侵權理論要求四要件(侵害行為、損害后果、因果關系、主觀過錯)缺一不可,其中損害后果(直接損害)尤為重要,沒有損害后果就構不成侵權行為。從專利法及其保護的本質來看,專利法保護的是權利人的排他性獨占權,出售人與購買人訂立買賣合同時,購買人就享有了從出售人處獲得侵權產品的法定期待利益?;谶@種法定期待利益,購買人無需再從專利權人處購買專利產品,使專利權人喪失了潛在的交易機會,客觀上導致專利權人的排他性獨占權、合法壟斷權無法實現,破壞了專利權人對其專利享有的專有的處分權利,侵犯了權利人對自己獨占或許可他人實施銷售自己專利產品的壟斷權利,此時侵權就應該已經構成。至于對專利權人有無造成實際損害, 只是侵權責任的大小和損害賠償量上的問題, 并不能改變侵權性質。如果由于某種變故,導致侵權產品未發貨或發貨途中毀損滅失未流轉到購買人手中,也不能影響侵權行為的成立。有觀點就認為,專利法第十一條關于“銷售”的規定,關注的重點是制止未經許可而訂立銷售專利產品的買賣合同這一行為本身,而不是買賣合同是否已經履行或者何時履行。[4]由于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與侵權結果發生地,考慮到銷售行為一旦作出即造成侵害后果,筆者以為,銷售行為實施地吸收了銷售結果發生地,兩者產生競合,銷售行為的實施地就是其結果發生地。


關于“銷售”行為成立時點,司法實踐中有合同成立標準、合同生效標準、合同價款支付完成標準、標的物交付或者所有權轉移標準等觀點和做法。如果采用后三種標準,則被訴侵權人自合同成立到合同價款支付完成之前或者所有權轉移之前的行為將不構成銷售,此階段的行為將脫離專利權人的權利范圍,大大縮小專利權人的權利空間,不僅使得認定標準復雜化,還將大幅增加專利權人維權的取證成本和證明難度。如果采用合同成立作為“銷售”行為成立的認定標準,當事人就銷售產品的意思表示達成合意就屬于銷售行為,則“銷售”行為可以與合同成立之前當事人以廣告、商品展示等方式作出的銷售商品的“許諾銷售”行為實現無縫銜接,使得銷售行為與許諾銷售行為之間不存在專利權無法覆蓋的空間,有利于充分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同時,合同成立是雙方當事人就銷售商品的意思表示達成合意的事實狀態,往往通過書面合同等材料體現出來,不需要進一步考察合同的具體條款和履行過程,使得專利權人獲取證據和證明銷售行為成立更為容易、取證成本和認定成本均較低,有利于專利權人訴權行使和實現。最高人民法院在“劉鴻彬與北京京聯發數控科技有限公司、天威四川硅業有限責任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中就認為,銷售行為的認定,一般應當以銷售合同成立為標準。[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九條也明確,產品買賣合同依法成立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于專利法第十一條規定的銷售。因此,“銷售”行為的成立也即起點,應該從買賣合同成立起算。


按照我國《合同法》及《電子簽名法》規定,采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的特定系統接收數據電文的,承載承諾的數據電文進入該特定系統的時間,為承諾到達時間;未指定特定系統的,該數據電文進入要約人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視為承諾到達時間;承諾生效的地點為合同成立的地點。實踐中,凡網絡合同中約定了合同簽訂地點的,以網絡合同約定為準;未寫明的,以雙方在網絡合同上共同簽字蓋章的地點為合同簽訂地;雙方簽字蓋章不在同一地點的,以最后一方簽字蓋章的地點為網絡合同簽訂地。


(二)“銷售”行為的完成時點(終點)


有觀點認為:“買賣合同包括訂立、生效、履行等一系列環節,是一個持續過程;專利法意義的‘銷售’行為只是買賣行為中的一個前期環節,后續買賣標的物的交付、安裝、調試、驗收、付款、出具發票、售后服務、保養、維護等行為僅涉及買賣合同的履行問題,與專利法意義的‘銷售’行為無關”[6],并據此認定專利法意義的“銷售”行為是以合同成立為節點的“瞬時”行為,與涉及合同生效、標的物交付的持續交易過程進行區分。


筆者對此有不同意見。誠然,將買賣合同成立日認定為銷售行為發生日,使得法律事實的認定更加容易、穩定,公眾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更容易進行把握。但同時將“銷售”行為僅僅認定為“成立”即“完成”的“瞬時”行為,使得在處理銷售行為發生日與專利授權公告日因時間先后關系可能構成侵權問題上,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法律保護的缺陷和漏洞。如在“江門市亞泰機電科技有限公司與雷炳全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中,廣東高院終審認為,“相關的生產銷售等行為必須是在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后的有效保護期間內,才有可能構成侵權。被控銷售行為發生在實用新型專利授權公告日之前,無論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征是否落入該專利的保護范圍,根據我國專利法規定,被控侵權行為人均不需要承擔侵權責任?!盵7]由此來看,銷售行為如果發生在專利授權公告日之前,則被控侵權行為人既不構成侵權,更不用承擔侵權責任。而一旦按照“銷售”行為為“瞬時”行為進行認定,則相關漏洞容易為侵權人利用以規避法律。舉例而言,銷售人在專利授權公告前簽訂出售合同,但在專利授權公告后才實際履行合同,或者與購買人串通,在專利授權公告后倒簽合同,使合同成立時間在專利授權公告前,從表面看,“銷售”行為發生在專利授權公告前,銷售人不構成侵權,也無需承擔侵權責任。但實際上,銷售人的銷售行為,可能對專利權人權益造成巨大損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架空”了國家對專利權人特許專有權的保護。因此,為了解決相關問題,有必要對“銷售”行為劃定一個終點。有始必有終,這既符合人們的一般認知,也有利于彌補因法律規定不明確而可能產生的漏洞。


考察網絡銷售專利侵權產品的一般過程為:出賣人通過信息網絡發布出售侵權產品的要約,購買人承諾,雙方達成合意,此時買賣合同成立。隨后出賣人指令線下運輸公司將侵權產品運送至購買人指定的收貨地,購買人確認收貨,出賣人收到貨款。筆者以為,可以發貨日作為“銷售”行為的完成時點(終點)。在合同法中,買賣行為是雙向的,包括出賣人將標的物“售出”的行為和購買人接受標的物并付款的行為,并非出賣人或者購買人單方行為。而專利法規定的“銷售”行為,實質上只是買賣行為中的一環,是出賣人單方行為,而出賣人一旦發貨,侵權產品即事實上脫離了出賣人的控制,在無特殊情況下,將會流入到購買人手中。也就說,一旦發貨,對專利權人的侵害即由開始的可能性變為了當前的現實性。至于之后的收貨、安裝、調試、驗收、付款、出具發票、售后服務、保養、維護等行為,系“銷售”行為的后果不間斷地對專利權人造成的侵害,同時也僅涉及買賣合同的履行問題,不影響“銷售”行為終止。筆者以為,以出賣人的發貨日為“銷售”行為終點,可以有效避免“銷售”行為邊界的過度外延,使專利權人的權利邊界更加清晰,防止因對專利權的不當擴張和過度保護而擠壓社會公共空間。在(2018)最高法民轄終93號中,最高人民法院也認為,在網絡環境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的銷售行為地原則上包括不以網絡購買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網絡銷售商主要經營地、被訴侵權產品儲藏地、發貨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網絡購買方可以隨意選擇的網絡購物收貨地通常不宜作為網絡銷售行為地??梢?,以發貨地作為銷售行為地之一,有一定的理論及實踐依據。


三、一般而言,銷售合同成立地、侵權產品發貨地而非收貨地為侵權行為地


明確了銷售的內涵與外延后,“侵權行為地”就不難確定了。就銷售侵權行為而言,侵權行為自合同成立起,至侵權產品發貨時止,侵權行為存在于兩個比較明顯的地點,即銷售合同成立地(行為起點)和侵權產品發貨地(行為終點)。而在專利銷售侵權案件中,交付行為并非銷售行為的組成部分,交付地只是買賣合同的履行行為,并非侵權結果發生的直接原因,侵權行為直接產生的結果發生地不能以購買人指定的產品收取地作為侵權結果發生地,不能將知識產權法中的侵權行為和合同法中的買賣行為混為一談。否則,購買人可任意創造連接點,從而可以中國大陸內任一具有專利管轄權的法院作為訴訟法院,致使管轄制度形同虛設,失去其應有之意,也不利于人民法院高效審理案件、查清案件事實以及案件當事人參加訴訟。


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管轄權是一國司法主權的具體體現,一國管轄制度設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維護國家主權以及最大限度維護本國當事人權益、便利本國當事人訴訟。在專利銷售侵權案件中,如果出賣人住所地(或公司注冊地)位于國外,通過網絡向我國境內用戶銷售侵權產品,合同成立地在國外,發貨地亦在國外,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專利權人主張權利將會受到極大不便。在此情況下,在無其他有效管轄連接點的情況下,也有必要考慮以收貨地作為管轄連接點確定我國管轄法院。


四、本案具體分析


本案系因侵犯專利權行為提起的訴訟,應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被訴侵權產品為被告通過淘寶網銷售,侵權行為系銷售行為,按照上文分析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轄終93號案件中的觀點,網絡銷售商主要經營地(淘寶公司所在地),合同訂立地(考慮到原告為作出“承諾”一方,可能為八瑪車業公司住所地),發貨地(八瑪車業公司發出貨物地,與公司住所地未必一致,可能與被訴侵權產品儲藏地一致),天津作為單純的收貨地,并非合法合理的管轄連接點。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本案應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詞典》2016年第7版,第1438頁。


[2] BryanA. 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8th Edition,Thomson West,2004,p4165.


[3]尹新天,《中國專利法詳解》,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頁。


[4]尹新天,《中國專利法詳解》,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頁。


[5]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70號。


[6]邵偉、寇飛,《專利法意義的“銷售”行為邊界之辨析》,http://www.zhichanli.com/article/6716.html,訪問日期2019年4月5日。


[7]2013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之一,(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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