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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利浦公司外觀設計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評析

日期:2020-03-04 來源:知產力微信 作者:潘小飛,金毅豐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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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利浦照明控股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昕諾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稱原告)訴丹陽某照明有限公司、張某(以下稱被告)外觀設計專利侵權系列案(共6件案件),經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定被告侵權,并在3件案件中全額頂格支持了原告100萬經濟損失和合理維權開支的訴訟請求,同時判決被告公司股東張某承擔連帶責任。被告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原被告雙方在二審法院的主持下以調解方式結案。


本案從2016年6月原告發現案件侵權線索起,歷經現場調查、公證保全、行政打擊、受理立案、專利無效宣告程序、以及法院一審、二審直至原被告雙方調解結案,歷時近3年半時間。筆者全程參與了案件辦理,有一些心得體會可以分享,對案件的一些爭議焦點也值得回顧和總結。


一、侵權證據的固定保全是做好知識產權訴訟案件的前提


被控侵權產品及相關侵權證據的取得和固定是訴訟的前提和基礎,它不僅決定侵權比對能否進行,也影響法庭對侵權行為方式和責任承擔的考量。本案中,原告以6件外觀設計專利為權利基礎控告被告9款燈具產品侵權,根據“一件專利權對應一個案件”的原則,法院共立案6件,其中有3件案件一件專利對應了2款被控侵權產品。訴訟前期準備階段,被控侵權產品的證據固定保全工作,大致分為以下方面:


1、展會證據的固定。2016年6月,原告發現被告在照明展會上展示被控侵權產品,這也是最早獲知侵權線索的時間點。2017年6月,被告在展會上再次展示被控侵權產品,原告代理人及時委托展會所在地公證處對現場產品進行了拍照公證保全。另外,在這兩次展會上,原告均取得了被告對外發放的產品手冊,產品手冊中展示了被控侵權產品圖片及有關視圖。


2、網頁證據的固定。被告通過自有網站及1688網站,對被控侵權產品進行展示宣傳,原告代理人第一時間委托公證處對網頁內被控侵權產品的圖片、文字等內容作了截屏保存。另外,通過查詢工信部的ICP備案信息,進一步確定了網站的所有者系本案被告。


3、實物的公證購買。被告網站上發布了用于銷售聯絡的QQ號碼,原告代理人便通過QQ與被告銷售人員進行聊天,并下單購買了被控侵權產品的實物,整個聊天記錄及產品實物均由公證處全程公證。按照被告指示,產品貨款直接匯至了張某的個人銀行賬戶。


4、通過線下調查和行政打擊固定證據。在掌握了侵權線索之后,原告對被告進行了現場調查,并在被告的經營場所內發現了被控侵權產品。本案有一特殊之處,被控侵權產品除了涉及專利侵權,同時有兩款產品上還擅自使用了飛利浦公司的注冊商標,于是原告代理人以商標侵權為切入點,于2017年3月23日向丹陽市市場監管局進行舉報。丹陽市市場監管局當天對被告經營場所實施檢查,并查獲扣押了兩款商標侵權的燈具249件及大量配件。同時,現場還發現了其他款式的被控專利侵權燈具,原告代理人也一并進行了證據固定。通過行政打擊,一是證實了被告存在制造行為;二是既打擊了商標侵權行為,又固定了被控專利侵權產品的實物證據,案件一審中,法院根據原告申請調取了被扣押的產品實物;三是讓法庭了解了被告的侵權的情節、規模等。


前期的取證過程,基本遵循了從許諾銷售、銷售再到制造,這樣“由外而內”的層層遞進的過程,全面的取證是案件取得較好判決結果的前提和基礎。


二、外觀設計專利侵權判定的比對


外觀設計專利侵權判定是判斷被控侵權產品是否落入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范圍的過程,當中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將被控侵權產品與原告涉案專利進行比對。目前司法實踐采用的比對原則是“整體觀察、綜合判斷”,所謂整體觀察、綜合判斷是指,基于涉案專利的全部設計要素與被控侵權產品的相應設計內容進行比較,而不是依據局部或者涉案專利與被控侵權產品相區別的設計特征作出判斷。當然,本案在具體適用此原則的過程中也有一些爭議點。


1、“面面俱到”是否是侵權比對和判定的必要條件


本案中,被控侵權產品與原告專利權產品都屬于照明燈具類別,侵權比對的重點在于產品的形狀,對此原被告雙方并無太大爭議。產品的形狀通常是通過立體圖和六面視圖(主視圖、后視圖、左視圖、右視圖、仰視圖、俯視圖)展示。然而,本系列個別案件中,原告僅取得了被控侵權產品的立體圖和部分視圖,部分視圖是缺失的,比如:俯視圖和后視圖。因此,被告辯稱在視圖缺失的情形下進行比對判定有違“整體觀察、綜合判斷”原則。


原告代理人也針對性地提出了反駁意見,“面面俱到”并非法律的強制性要求,在部分視圖缺失的情況下能否進行比對和侵權判定,得在具體案件中具體分析。就本案而言,主要反映專利權產品設計特征的是立體圖、仰視圖等,原告已掌握的被控侵權產品的立體圖、仰視圖、主視圖、左右視圖等已經足以還原被控侵權產品的主要特征和整體視覺效果,而所缺失的俯視圖位于路燈背部,后視圖位于路燈套桿插口一側,在路燈懸空的正常使用狀態下,均屬于不易被觀察到的部位,對整體視覺效果不產生實質影響。這個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專利審查指南》中均可以找到法律依據,比如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5.1.2中規定,區別在于使用時不容易看到或看不到的部位,兩者可以判定為實質相同。


法院采信了原告觀點,認為被控侵權產品的立體圖、仰視圖正是該產品使用狀態時一般消費者容易觀察到的狀態,而這些狀態所反映的外觀設計的特征在上述比對的情況下均已體現,且兩者存在的不同,對于一般消費者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而言并不產生顯著影響。因此,根據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原則,被控侵權產品的外觀設計與涉案專利構成近似,落入了涉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范圍。


2、設計空間和區別設計特征對侵權比對判定的影響


被告在上訴過程中援引設計空間和區別設計特征進行抗辯,認為“外觀設計專利侵權判定應盡量引入現有設計”,一審法院沒有著重分析授權性局部設計特征對專利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導致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


設計空間和授權性區別設計特征是為了彌補“整體觀察,綜合判斷”原則的缺陷。在整體觀察、綜合判斷時,既要歸納被控侵權產品與專利權保護范圍的相同點,也要歸納兩者的不同點,并綜合分析各設計內容對觀設計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而引入設計空間和區別設計特征,有助于識別各設計內容對于對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程度的大小。


在上訴答辯過程中,原告代理人分三步對此問題專門作了回應。


(1)分析設計空間。根據原告的《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和《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書》,國家知識產權局及復審委員會結論指出,雖然被控侵權燈具產品的形狀(比如長方形)、部件構成(比如由主體、支架、連接件、背面散熱部件)等較為常見,但是,發光區與主體正面的比例關系、燈珠設計、背部燈體結構、背部散熱部件設計(包括具體形狀及所占整體的比例關系)等均有多種設計變化,并未在一般消費者中間形成固定的認識。因此,原告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的設計空間較大,該類產品外觀設計豐富多彩、變化較大,在進行侵權比對時,一些細微的差別就可以被忽略,或者說對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較小。


(2)歸納原告外觀設計專利的授權性區別特征。代理人將原告涉案外觀設計與《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書》中援引的比對文件(通常這些比對文件是與原告外觀設計最相近似的外觀設計)逐一進行比對分析,列出兩者的相同點和區別點,并著重在歸納兩者區別點的基礎上,總結出原告外觀設計的授權性區別特征,這也是原告外觀設計的創造性部分,其對于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更大。


(3)將被控侵權產品與原告外觀設計進行比對,發現被控侵權產品完全借鑒了原告涉案專利的授權性區別設計特征。當然,這個比對并不能替代“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原則,但是,它對綜合判斷將更具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出結論:原告涉案外觀設計專利權穩定,專利權所涉及產品類別的設計空間較大,在侵權比對時一些細小的差別對整體視覺效果不構成顯著影響。原告涉案外觀設計所具有的授權性區別設計特征,在被控侵權產品上可以找到,根據“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原則可以判定兩者相近似。


三、侵權責任的承擔


1、侵權主體的爭議


2017年3月23日行政打擊當日,行政執法文書“當事人”一欄處的簽字人系張某的父親,因此,在庭審過程中,被告堅持認為執法現場的被控侵權產品與己無關。于是導致了雙方對侵權行為的主體的爭議。


為此,原告代理人向法庭詳細陳述了如何鎖定被告公司的經過以及行政執法當日的情形,由于當日張某不在執法現場,因此行政執法文書由其父親代為簽署。更重要的是,原告代理人從大量證據中尋找蛛絲馬跡,例如:

(1)現場查獲的產品上標有被告公司的注冊商標。


(2)執法現場拍攝到一張印有“丹陽×照明有限公司”的送貨單,雖然名稱中的字號被鳳尾夾所遮蓋,但足以證明該場所系公司經營。


(3)執法現場拍的一張照片,該照片內顯示有營業執照。


(4)通過現場產品和被告公司網頁、產品手冊展示的圖片進行比對,兩者一致。


(5)對于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個人無照經營的辯解不符合常理。


上述每一個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足以證明執法現場、產品系被告公司經營和所有,最終一審法院也采信了原告的觀點。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證據在訴訟中的作用是基礎性的,千萬不要忽視或遺漏每一個細節。


2、賠償責任的確定


本案適用法定賠償制度,原告代理人從原告產品及品牌的知名度、被告侵權的主觀故意、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以及維權的合理開支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歸納,這也為法院判決100萬元賠償打下了基礎。


(1)原告產品及品牌的知名度。關于這一點,其實雙方是存在爭議的,被告認為專利侵權訴訟中不應當考慮產品及品牌的知名度。而我方認為,對知名度較高的知識產權應當給予較強的司法保護,本身符合司法審判政策。就本案而言,專利權類型為外觀設計,本身具有一定的商業標識功能,且體現為產品的形狀造型,更容易為消費者感知。同時,原告自身及品牌具有的較高知名度也會輻射傳導至原告產品。因此,一審法院對“原告產品因其品牌而在市場上具有較高的知名度”作出了認定并作為賠償的考量因素。


(2)侵權產品品種多樣,侵權行為方式多樣。被告9種款式的燈具實施了原告的外觀設計專利,侵權方式包括了制造、銷售、許諾銷售等一連串的行為。除了專利侵權,被告還在其他多個方面實施了針對原告的侵權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比如:商標侵權行為,抄寫原告的產品型號,在網頁中進行“生產地:飛利浦成都工廠”“防震:通過飛利浦內部嚴苛的防震動測試”等傍名牌的虛假宣傳。如此成規模地抄襲和模仿,必定是蓄意為之。


(3)侵權時間較長,數量較大。2016年6月,被告在照明展會上發放侵權產品手冊。2017年3月23日行政執法檢查現場發現多款被控侵權產品實物和原材料,就丹陽市市場監管局扣押的其中兩款產品而言,數量為249件,評估價值為30余萬元。這僅僅是現場查獲的數量,若考慮原告的侵權時間,侵權數量將非常大。


(4)被告在案發后繼續從事侵權行為。2017年3月23日行政打擊以后,在2017年6月的照明展會上,被告依然在展示外觀專利侵權產品,并對外發放侵權產品的宣傳手冊。


四、準確把握人格混同的法律適用


本案是否構成人格混同,張某作為公司股東(亦是法定代表人)是否要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是案件的又一爭議焦點。


《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痹嬷鲝埍景笜嫵扇烁窕焱?,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證據準備和論述:


(1)張某利用個人銀行賬戶收取貨款,且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原告代理人實施的公證購買產品的過程中,被告指示將貨款匯至張某個人賬戶,且前后兩次購買均是如此,可見該行為不是偶然發生的,具有長期性和經常性。


(2)張某并未將貨款交至公司。被告辯解張某收款之后,已經以現金形式將貨款交至公司,并出示了公司收據、記賬憑證等證據。原告質證認為,以現金形式上交貨款明顯有悖常理,且被告提供的證據中存在明顯矛盾:其中一份收據記載張某向公司交款的時間是2017年6月28日,而此次對應的公證購買中,QQ聊天的開始時間是2017年6月28日,但是,下單確定產品及貨款的時間是6月29日,轉賬時間為6月30日,張某不可能未卜先知,在原告尚未下單及轉賬之前,就已經把貨款交至公司了。時間線上的明顯顛倒矛盾,可以認定該組證據是被告應對訴訟事后補造出來的。正是證據細節上的把握和比對,有力地反駁了被告的觀點。


(3)被告具有家庭經營的特征。根據被告公司的登記檔案材料以及有關信息的記載,準確查明了有關人員的家庭關系:被告公司設立于2013年,股東為張某、何某,兩人是夫妻關系,張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登記所有房屋系張某父母共有的私有房產。張某父親參與公司經營,并在2017年3月23日丹陽市市場監管局的行政執法文書上簽字。案發后,張某、何某將公司股權全部轉讓給了張某母親。內部緊密的親屬關系,為公司與股東的人格混同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和便利。


(4)被告具有逃避法律責任的嫌疑。行政打擊之后,張某、何某將公司股權全部轉讓給了張某母親,此行為實質上是再次利用公司的獨立地位和股東的有限責任,逃避自己的責任。


一審法院最終采信了原告的意見,認定本案構成人格混同。事實上,被告在一審及上訴過程中,也提出了一些辯解意見和理由,雙方亦有一些交鋒,比如:


1、被告提出人格混同的行為要件,除了財產混同之外,還要考察業務混同、人事混同、場所混同。原告代理人則認為,人格混同并非需要四個混同全部滿足,尤其在股東是自然人的情況下,考察業務、人事、場所混同本身就無從談起,根本的判斷要件在于財產混同。原告代理人的觀點與之后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九民會議紀要)也是基本一致的,該紀要認為:“認定公司人格與股東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斷標準是公司是否具有獨立意思和獨立財產,最主要的表現是公司的財產與股東的財產是否混同且無法區分?!痹娣桨沿敭a混同作為根本的事實依據,并將人員關系、家庭特征等作為補強,共同認定人格混同的成立,符合這一邏輯。


2、被告辯稱法定代表人個人賬戶收款是商事交易慣例。原告代理人認為張某收取貨款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首先,我國實行銀行賬戶實名制?!豆痉ā返?71條規定“對公司資產,不得以任何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蓖瑫r,根據《會計法》、《稅收征收管理法》、《企業會計基本準則》等相關規定,公司應當使用單位賬戶對外開展經營行為,公司賬戶與管理人員、股東賬戶之間不得進行非法的資金往來,以保證公司財產的獨立性和正常的經濟秩序。其次,公證購買期間并沒有發生緊迫事由,也不是面對面的現金交易,被告利用張某個人賬戶收款缺乏必要性,亦未給出合理性解釋。最后,在原告完成舉證責任的情況下,被告并未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款項已經交至公司。


3、被告認為原告違反善意原則,構成陷阱取證,應當排除人格混同的適用。善意原則是不是法人人格否認的要件之一,還存在爭議,況且在本案中原告根本不存在所謂陷阱取證、惡意構陷。侵權產品的展示、發布、許諾銷售均是被告行為在先,然后原告再正常購買,并沒有要求被告根據原告要求定制,購買過程中,也是被告主動告知張某個人銀行賬戶,并要求將貨款匯入其中。因此, 原告方的取證過程沒有任何設置陷阱的情形。由本案說開去,取證難一直是困擾知識產權權利人維權的難題,法院應當鼓勵權利人積極取證舉證,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或嚴重侵害對方當事人合法權利,權利人所取得的證據應當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4、被告認為張某是公司的銷售人員,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為是履行職務。原告代理人對此進行了反駁,即使張某是公司的銷售人員,但也不影響其作為股東的身份,符合人格混同的身份條件。即使張某在行政打擊后將股份全部轉讓給了其母親,在庭審時已不再是公司股東和法定代表人,但是,被控侵權行為發生在張某任公司股東期間,在符合人格混同的情形下,張某就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否則,公司人格混同制度就成為空架子,因為被告完全可以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將股權轉讓出去以逃避責任。


該系列案件已經基本告一段落,這是原告及其代理人專利維權的一次成功嘗試,既離不開原告方扎實細致的工作,更加體現了江蘇省高院、南京中院對案件事實認定、專利侵權比對判定、以及法律適用的專業化程度。原告是荷蘭企業,訴訟過程中法院始終以開放的精神,恪守平等保護、嚴格保護的司法政策,使原告的權利得到充分的救濟。我們注意到,2019年8月6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實行最嚴格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有力的司法保障,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意志和決心,也讓權利人對江蘇成為知識產權司法審判的高地充滿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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