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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合同能否化解網文權益之爭?

日期:2020-06-01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作者:李楊芳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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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初,網絡文學平臺閱文集團被曝與網絡文學作者之間的創作合同存在“霸王條款”,涉及著作權買斷、限定非雇傭關系、推行免費閱讀模式等,隨即,一些網絡文學作者聯合發起“5·5斷更節”抗議活動。近一個月來,網絡文學產業權益分配問題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引起反響與回應。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溫州市文聯副主席蔣勝男建議,盡快推出著作權制式合同,類似房屋買賣合同、勞務合同,以相對公平地分配網絡文學平臺和創作者的權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圖書館外文采編部主任顧犇則建議對網絡文學平臺涉嫌壟斷行為進行調查,加強監管,依法處理,規范網絡文學平臺經營行為。


這兩項建議與提案得到眾多網文作者、網絡文學經營者以及行業人士的回應,希望網絡文學領域權益分配失衡、版權保護不力現狀能引起重視,借助行政執法機構對平臺的監管力量,以及制式合同等措施的保障力量,實現網絡文學作者與平臺之間的平等對話和有效約定,推動網絡文學市場利益公平分配與版權保護取得實質性改變。


權益分配引發的爭端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產業的發展勢如破竹,網絡文學多樣化、市場化勢頭強勁,網文IP衍生開發熱潮涌動。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絡文學創作者超1400萬名;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4.55億人,為網民整體數量的50.4%。


然而,在產業向好態勢背后,作為網絡文學源頭的作者群體,卻遭遇不少版權問題。


蔣勝男在接受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采訪時介紹,一方面,僅有個別重量級作者擁有與網絡文學平臺的議價能力,而占據作者群體絕大比重的基層作者普遍在合同制定上缺乏話語權,面對權益分配失衡沒有能力有效維權。而近年來各大網絡文學平臺將合同條款向己方傾斜,占有作品全版權的期限動輒10年、20年乃至作者去世后50年,這明顯有違公平原則。


另一方面,作品獲得影漫游改編的重量級作者也經常面臨與網絡文學平臺、影漫游制作公司之間的侵權糾紛,原因多是合同約定不明引發的版權歸屬糾紛、利益分配不清等引發的糾紛等。比如《鬼吹燈》作者天下霸唱、《迷霧圍城》作者匪我思存、《匆匆那年》作者九夜茴都曾陷入此類糾紛。


“以上種種對于網絡文學作者應有權利的侵犯和忽視,長此以往將打擊個人創作熱情,進而破壞整個網文圈的創作生態?!笔Y勝男說道。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表示,近20年來,我國網絡文學產業走的是市場化、商業化運營道路,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網絡文學平臺在資金、技術、運營等方面的優勢。在此情況下,網絡文學平臺獲得作者的一些經濟權利或著作財產權,返還作者一些資源性質的既得利益,是符合雙方運作需求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網絡文學平臺就可以過多獲取作者的應有權利,忽視作者真實訴求,制定違反法律規定的合同條款。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在近期支持發起一項網絡文學作者簽約意愿調查,作者群體尋求公平權益的意愿同樣得到充分反饋。截至5月27日,共有來自閱文、掌閱、磨鐵等多家網絡文學平臺的2673位作者參與了這起問卷調查,超過82%的作者表示對平臺現行創作合同并不滿意。作者群體對于合同條款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不希望將作品全版權交予平臺管理,要求自身應有知情權;二是不希望作者與平臺的合同關系是著作權轉讓關系,而應該是版權代理關系,對于影漫游改編授權等事宜,作者希望能夠親自參與談判。


制式合同承載的期待


歸根結底,當前網絡文學平臺與作者之間的主要爭議,在于設立合同時話語權失衡導致的權益分配傾斜。對此,張洪波表示,網絡文學平臺應制定一類或幾類能被大多數作者接受的“總合同”,集中反映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至于究竟是著作權轉讓合同還是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如何行使作者的修改權、署名權,則可以自由協商決定。需要注意的是,所涉合同內容必須符合民法總則、合同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民法典頒布生效后,要符合民法典的規定,尤其應遵循民法總則確立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原則,也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蔣勝男認為,在當前網絡文學市場缺乏第三方監督的情形下,很難規避平臺方出具的合同存在某些只利好己方的隱性條款。針對此,應由政府監管部門介入,推出保障平臺和創作者平等權益的制式合同,并進行備案確權,以有效規范行業亂象,避免“霸王條款”。該合同可以借鑒其他行業經驗,如房屋買賣合同、勞務合同等。


蔣勝男進一步介紹,著作權制式合同應設置3種類型,即作品授權分成、作品版權轉讓、作品委托創作。作品授權分成合同需明確作者與平臺之間的權責關系,平臺不應在分成比率之外收取運營費用;作品版權轉讓合同需規范授權范圍、年限、金額等,杜絕無限期授權或買斷全版權等條款;作品委托創作合同應明確對創作行為有預付款項,以及款項不到位時版權的重新歸屬問題等。在此基礎上,可由管理部門邀請相關法律專家,制定對平臺、作者、社會效益等3方面能實現互利互惠的合同。


“事實上,鑒于著作權的私權性,現行法律規定并沒有要求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和著作權轉讓合同必須備案登記,僅僅規定著作權質權合同需要登記。這也是合同自由與限制問題在著作權層面呈現的新特點之一?!睆埡椴ńㄗh,從這些年來網絡版權糾紛激增的情況來看,行政監管部門可以參考《作品自愿登記辦法》的做法,調研出臺《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和轉讓合同自愿登記辦法》,鼓勵合同當事人主動進行合同登記或備案,為版權交易安全提供保障。


張洪波指出,推出制式合同的現實意義在于,一方面幫助網絡文學平臺實現對作者群體的分級管理,厘清每一層級作者的權利訴求,針對不同訴求達成不同的合同關系;另一方面為網絡文學作者提供談判參考,對平臺與作者之間的主要分歧條款給出針對性建議,避免作者盲目簽訂合同。另外,也可以依據不同作者、作品、權利情況制定修改合同。這樣既可在事前均衡平臺與作者的權益分配,明確雙方合同義務和違約責任,也可減少事后爭端與訴訟。


據了解,當前,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等機構正在積極推進網絡文學作者組織的建立工作,組織專家擬定著作權制式合同條款,以幫助網文作者改變孤立弱勢的狀況,形成統一、有序的管理格局,為其提供有力的支撐力量,并為網文作者提供法治培訓和維權指導,協助網絡文學平臺出臺相關條款,努力推動作者與平臺之間的平等對話。張洪波表示,文著協也在積極梳理眾多網絡文學作者對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見建議,準備近期組織專家研討論證后統一向有關部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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