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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務角度淺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

日期:2020-06-18 來源:知產力微信 作者:鄒雯,劉雪晴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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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由于商業秘密并不具有法定的權利外觀,加上侵權行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因此商業秘密民事案件一直面臨著舉證難、審判難、賠償難的難題。為解決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2019年我國修訂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秘密相關規定作出了較大修改,作為配套的指引,此次《征求意見稿》應運而生。
 
整體來看,《征求意見稿》對于商業秘密民事案件審理的各個方面,包括商業秘密認定、商業秘密侵權判斷、舉證責任轉移、刑民交叉的處理、行為保全、損害賠償、管轄、新舊法銜接等問題均有涉及,既有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關規定的細化和明確,也對部分空白進行了一定補充。
 
筆者擬結合多年從事商業秘密訴訟實務的經驗,對《征求意見稿》簡要進行解讀。
 
降低了對商業秘密的非公知性要求

【第二條】權利人主張的商業秘密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且不容易獲取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不為公眾所知悉。


對為公眾所知悉的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后形成的新信息以及由出版物公開或者通過媒體、展會、網絡等方式公開的信息,符合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信息不為公眾所知悉。


作為商業秘密三大構成要件之一,“非公知性(不為公眾所知悉)”的證明往往是商業秘密案件中核心的爭議焦點。由于我國目前對于非公知性并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僅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7〕2號,下稱“《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中列出了不構成“不為公眾所知悉”的六種情形,因此司法實踐對于非公知性的認定標準一直有較大的爭議。有觀點認為可以參照專利法的新穎性認定標準;有觀點認為應該更貼近創造性的標準,有關技術或經營信息與公知信息相比,需要具有一定的技術進步或創新。[1]

在實踐中,對于技術信息來說,由于“非公知性”作為消極事實,商業秘密權利人難以舉證,往往是通過技術鑒定證明技術信息的非公知性。而鑒定機構往往采取保守態度,偏向于專利的創造性標準以及專利法現有技術的使用公開標準,過度抬高了商業秘密的門檻,[2]給權利人維權帶來了很大的阻礙。
 
而此次《征求意見稿》明確了對為公眾所知悉的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后形成的新信息具有非公知性。筆者認為,該條對非公知性的認定采取了較低的標準,或者說,對非公知性的認定傳遞出了一個“從寬”的信號和趨勢,不要求作為商業秘密的信息必須具有一定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即使是基于公知信息的加工整理,也可以構成商業秘密。
 
這對于權利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的規定,同時也是商業秘密法理構造的應有之義。相比起專利一定期限的絕對壟斷,商業秘密權利范圍很小,并不具有對世性和壟斷性,因此不宜對商業秘密的客體進行過高的要求,否則將把諸多能給企業帶來競爭力的技術和信息拒之商業秘密保護門外。

確認了階段性成果具有商業價值

【第三條】權利人主張的商業秘密具有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市場價值,能帶來競爭優勢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具有商業價值。


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階段性成果符合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成果具有商業價值。


企業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往往是一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會產生很多階段性的成果,比如實驗記錄和數據、設計圖紙等。雖然真正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是最終完成品,但這些階段性成果如果被競爭對手或侵權人獲得,可以大量節省實驗時間和投入,減少試錯幾率,節省研發成本,同樣會損害權利人的競爭優勢,甚至如果侵權人對階段性成果進行一定改造后上市,還會擠占權利人最終成品的市場。因此,這些階段性成果也具有商業價值,理應作為商業秘密保護。
 
相比起非公知性和保密性,商業秘密價值性判斷的標準較低,在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小。目前對于階段性成果,法院一般均認可作為商業秘密保護。但此次通過司法解釋明確對階段性成果保護予以確認,則更加清晰。

將算法、數據明確納入商業秘密客體范圍

【第四條】與科學技術有關的結構、原料、組分、配方、材料、樣式、工藝、方法或其步驟、算法、數據、計算機程序及其有關文檔等信息,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技術信息。


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創意、管理、營銷、財務、計劃、樣本、招投標材料、數據、客戶信息等,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經營信息。 


隨著互聯網發展以及數據經濟時代的來臨,算法和數據越來越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實踐中出現越來越多企業算法和數據被盜用的案例,特別是企業員工出走帶走企業的核心算法和數據,或者競爭對手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企業大數據集合。因此,此次《征求意見稿》第四條明確將算法、數據明確納入商業秘密客體保護范圍,也是順應大數據時代下企業對核心算法和數據保護的需求。
 
就算法而言,采用商業秘密保護面臨的主要困境是:由于算法是抽象的指令思路,需要程序代碼進行落實,對于同一個算法,可以存在多種程序代碼的編寫方式,因此,侵權人往往采取不同的代碼編寫方式來規避侵權,此時商業秘密侵權認定中“實質性相同”的要求將比較難達到。因此,目前在國內外實踐中,算法所有人傾向于將算法與具體的系統結合起來申請專利權。[3]根據筆者的檢索,目前國內將算法主張商業秘密保護的案例非常少,并且一般權利人會將算法和源程序結合起來主張商業秘密。[4]鑒于此,雖然《征求意見稿》明確將算法納入商業秘密客體,如何實現對算法更完善的商業秘密保護還需要繼續探索。
 
對于數據保護來說,目前實踐中已經出現大量企業之間的數據糾紛,但絕大部分權利人都選擇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原則性條款來尋求救濟,除了2011年曾有一例將企業用戶信息數據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案例,[5]實踐中鮮有通過商業秘密路徑解決數據糾紛的案例。因此,曾有學者評論到,國內諸多大數據權利人原本可以主張商業秘密保護,卻舍近求遠,尋求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的保護。[6]
實際上,企業的大數據集合能夠比較好地契合商業秘密三性的要求,為了搜集大數據,企業需要投入一定的物力人力,并且通常會對數據進行一定處理;大數據集合涉及用戶信息,基本都有嚴格的保密措施。特別是前述《征求意見稿》規定加工、整理公知信息形成的新信息可以具有非公知性,更為將數據作為商業秘密保護掃除了障礙。
 
對于企業而言,雖然通過原則性條款尋求保護是一種看似比較穩妥的選擇,但目前司法實踐也有限制原則性條款無限制擴張的趨勢,[7]因此,未來企業可以更多考慮通過商業秘密路徑來保護數據集合,如有必要也可適當引入原則性條款進行兜底。

要求客戶信息必須 “額頭流汗”

【第五條】對特定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交易習慣、交易內容、特定需求等信息進行整理、加工后形成的客戶信息,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經營信息。

當事人僅依據與特定客戶之間的合同、發票、單據、憑證等或者僅以與特定客戶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為由,主張該特定客戶信息屬于商業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第十三條明確規定“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包括匯集眾多客戶的客戶名冊,以及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的特定客戶?!?,因此,司法實踐中許多權利人通過提供合同、發票、報價單等,主張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的特定客戶信息為商業秘密,部分法院也予以認可。[8]

但此次《征求意見稿》明確要求客戶信息必須經過整理、加工,才能構成商業秘密,排除了當事人僅依據與特定客戶之間的合同、發票、單據等或者以與特定客戶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為由,主張商業秘密。這對《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對應條款是一個比較實質性的修改,也明確傳遞出作為商業秘密的客戶信息,權利人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傾注一定汗水和心血,不能“躺”在既有的信息上形成壟斷。

明確商業秘密共有情況下共有人均需采取保密措施

【第六條】……商業秘密共有的,各共有人均應當采取相應保密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16)》從部分典型案件中歸納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適用問題。其中,在【(2014)民三終字第3號】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某一當事人采取的保密措施,不能取代其他當事人應分別對涉案商業秘密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此次征求意見稿將這一裁判觀點進一步進行了確認。
 
在商業秘密共有的情況下,如果僅因共有人中的某一主體或部分主體采取了保密措施便認定符合商業秘密保密性的要求,一方面不利于商業秘密自身的保護,另一方面,對于相對人來說,在其接觸的主體并未采取保密措施的情況下,可能并不能明確、清楚地認識到相關技術或信息屬于企業的商業秘密,在此情況下判定相對人侵犯商業秘密,可能會造成權利人和相對人之間的利益失衡。


為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提供了細致的指引

【第七條】權利人采取的相應保密措施,可以包括下列情形: ……


(六)要求離職員工登記、返還、刪除、銷毀其接觸或者獲取的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繼續承擔保密義務。


《征求意見稿》第七條為企業落實保密措施提供了比較細致的指引,需要特別關注的是該條第(六)項。隨著企業商業秘密保護意識的提高,實踐中絕大部分企業對自身的商業秘密均會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但第(六)項是目前企業比較容易忽視和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若企業設置了離職交還或刪除商業秘密的要求,而離職員工手頭仍留有相關商業秘密的備份,便處于非法獲取的狀態,可以直接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項進行救濟。但是目前很多企業并未設置離職員工交還或刪除商業秘密的環節,那么如果離職員工手上留有商業秘密的備份,其行為本身的可責性會降低,進而影響后續維權。

再次確認舉證責任轉移制度

【第八條】權利人提交初步證據證明,對所主張的商業秘密采取了相應保密措施,且被訴侵權人有渠道或者機會獲取商業秘密,侵犯商業秘密的可能性較大的,被訴侵權人對該商業秘密已為公眾所知悉或者其不存在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承擔舉證責任。


為了減輕商業秘密權利人的舉證負擔,2019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新增了舉證責任轉移條款,對于商業秘密構成要件及侵權事實的證明分別規定了舉證責任轉移的情形。
 
《征求意見稿》第八條再次確認了舉證責任轉移制度,但令人困惑的是,作為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規定的適用條件反而比《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更為模糊,特別是“侵犯商業秘密的可能性較大的”條件,缺乏量化的標準,實踐中難以操作。
 
目前能夠確認的是,《征求意見稿》進一步明確了要實現舉證責任轉移,權利人必須提供保密措施和接觸的初步證據,是否需要提供權利人商業秘密與侵權人使用之技術實質性相同等證據尚未明確。單從字面解讀,《征求意見稿》對舉證責任轉移的要求有可能低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但是考慮到法律的位階,作為未來的司法解釋,其并無權限降低《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規定的舉證要求,故而在舉證責任轉移的問題上,《征求意見稿》暫無太多可參考性。
 
明確規定商業秘密的默示保密義務

【第十條】……未在合同中約定保密義務,但根據誠信原則以及合同的性質和目的、交易習慣、締約過程等,被訴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在合同訂立、履行過程中獲取的信息屬于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的保密義務。


關于商業秘密默示保密義務的理論存在已久,是誠實信用的應有之義。所謂默示保密義務是指根據法律規定、行業慣例、交易習慣等行為人對權利人承擔的保密義務,即在此情況下,即使行為人與權利人之間沒有明確的關于保密義務的約定,行為人仍然需要承擔保守其接觸到的權利人商業秘密和不使用權利人商業秘密的義務。[9]
 
《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年修訂時將“違反約定”修改為“違反保密義務”,可以理解為將保密義務的范圍擴大到了約定之外的默示義務,此次《征求意見稿》則對默示保密義務進行了明確,這個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隨著企業商業秘密保護意識的提高,實踐中一般公司都會注意和員工及供應商簽訂保密協議,默示保密義務條款能夠發揮的作用可能比較有限。
 
明確“重大過失”可以構成商業秘密侵權

【第十二條】經權利人合法授權獲取商業秘密后,在保管、使用商業秘密時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導致該商業秘密被他人獲取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所稱的披露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三款規定了非法披露或使用合法獲悉的商業秘密的侵權行為,但并未明確此種情形下侵權人主觀構成要件的要求。司法實踐中,主流觀點認為,根據侵權責任法的基本原理及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本意,此種情形需以故意及重大過失的主觀要件為前提。[10]此次《征求意見稿》則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進行了明確??紤]到實踐中,企業的供應商越來越成為商業秘密泄露的風險敞口,此次《征求意見稿》將“重大過失”明確列為合法知悉商業秘密者構成侵權的主觀要件,對于企業防范及控制供應商泄露商業秘密的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確認商業秘密案件先刑后民的審理順序

【第十七條】當事人以涉及同一被訴侵權行為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刑事案件正在審理為由,請求中止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一般應予支持,但權利人請求保護的信息不構成商業秘密或者根據在案證據足以認定被訴侵權人未侵犯商業秘密的除外。


對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司法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對于同一事實的刑民交叉案件采取“先刑后民”的標準,其中,“同一事實”需要同時滿足“同一主體、同一法律關系、同一要件事實”的要求。[11]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下稱“《九民紀要》”)進一步明確,同一當事人因不同事實分別發生民商事糾紛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與刑事案件應當分別審理,只有民商事案件必須以相關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才會中止民商事案件的審理。
 
此次《征求意見稿》對商業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順序進行了明確規定,對于涉及同一被訴侵權行為的,采取先刑后民的順序,除非被告不構成侵權??梢钥吹?,這個規定和目前司法實踐的主流思路以及《九民紀要》存在一定沖突。
 
在《九民紀要》的框架下,如果公司指使個人竊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考慮到在刑事程序中比較難將公司的共同犯意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權利人往往會考慮刑民并舉的途徑,對自然人采取刑事報案,而對公司訴諸民事侵權。而在《征求意見稿》的規定下,原有的“同一事實”標準被替代為“同一侵權行為”,考慮到共同侵權理論的影響,公司和個人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同一侵權行為,只能等待刑事程序完結后才能向公司主張民事救濟,這將導致權利人維權周期更長,無法及時有效獲得救濟。

明確當事人申請法院調取刑事程序產生之證據的權利

【第十八條】……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或者其他人民法院保存的與被訴侵權行為具有關聯性的證據,當事人及其委托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應當準許,但可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除外。


該條對于權利人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取證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而言,當案件在偵查階段時,為了不影響案件的偵查,證據對外均是嚴格保密。但當案件到了移送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或者因為各種原因案件偵查難以進行,公安機關已經結束案件,如果該等證據對于民事維權具有積極意義,應當可以調取。一般而言,經過檢察院和法院許可,被害人委托的訴訟代理人可以進行閱卷,該等證據較容易獲得。但對于在偵查階段即結束的案件,當事人申請取證時仍存在諸多障礙和不確定性,相關主管部門常以內部資料、偵查秘密為由拒絕查閱、調取證據或僅披露極少量的證據。因此,《征求意見稿》這條規定對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調取刑事程序產生的證據具有重要意義。

對商業秘密行為保全制度進行進一步明晰

 【第二十條】被申請人試圖或者已經披露、使用、允許他人使用權利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不采取行為保全措施會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人民法院可以在權利人提供擔保后裁定采取行為保全措施。前款規定的情形屬于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所稱情況緊急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


【第二十一條】權利人申請采取行為保全措施的,應當在申請時明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具體內容,舉證證明對商業秘密采取了相應保密措施。


【第二十二條】被訴侵權人證明權利人請求保護的信息不屬于商業秘密或者不存在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被訴侵權人的請求裁定解除行為保全措施。


因侵權行為導致商業秘密為公眾所知悉,裁定解除行為保全措施不足以消除侵權人因侵權行為獲得的不正當競爭優勢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解除保全。


行為保全制度的運用在知識產權案件中十分關鍵,考慮到知識產權市場競爭的時效性,若不及時進行保全,很多時候即使權利人贏得了訴訟,也早已喪失競爭優勢。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8〕21號,下稱“《知識產權保全司法解釋》”)對于知識產權訴前和訴中行為保全制度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規定。但對于商業秘密案件的行為保全,各地法院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是采取比較保守的態度。法院基本未有簽發商業秘密案件的訴前行為保全,即便訴中的行為保全也需要進行數輪聽證后才會作出裁定。
 
此次《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對于“被申請人試圖或者已經披露、使用、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行為,法院可以作出行為保全,情況緊急的,法院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未來有望看到商業秘密訴前行為保全的推行,相信訴中保全的難度也會降低。
 
同時,《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商業秘密行為保全的具體要求??梢钥吹?,該條對權利人提供的證據要求是較低的,只需要明確商業秘密的具體內容,并提供保密措施證據。對于侵權證據,可由法院綜合判斷,并未作出強制性的要求。
 
考慮到行為保全的證據要求較低,為了防止保全過程中過度保護權利人,《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二條設置了一個平衡措施,如果侵權人能夠證明請求保護的信息不屬于商業秘密或者不存在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法院可以隨時解除保全措施。
 
另外,根據《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即使商業秘密因為侵權行為被公開,法院仍可以繼續采取保全措施,禁止侵權人使用相關商業秘密,避免侵權人因其侵權行為繼續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
 
總體來說,考慮到商業秘密一旦喪失便永遠喪失的特點以及司法實踐對行為保全整體持謹慎的態度,《征求意見稿》對商業秘密行為保全制度規定了一套相對完整的體系,在更大力度推行商業秘密行為保全的同時,努力保障維權過程中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非常值得肯定。

明確商業秘密損害賠償應考慮貢獻率

【第二十四條】技術信息系權利人技術方案的一部分或者侵犯商業秘密的產品系另一產品的零部件的,應當根據被侵犯的技術信息在整個技術方案的比例、作用或者該侵犯商業秘密的產品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實現整個成品利潤中的比例、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侵權賠償數額。商業秘密系經營信息的,應當根據該經營信息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所獲利潤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侵權賠償數額。


對于商業秘密案件的損害賠償,主流觀點認為,當原告的損失或者被告的獲利兼由侵權行為和非侵權因素引發時,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就應當將非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或獲利數額刨除,[12]也就是需要考慮商業秘密的貢獻率。比如被告的獲利除了使用原告商業秘密外,還可能與其商業信譽、宣傳推廣、營銷手段、服務質量等因素息息相關。目前關于貢獻率并沒有明確和成熟的計算模型,因此,雖然《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損害賠償需要考慮商業秘密的貢獻率,但實踐起來依舊很難落地和操作。

商業秘密案件的地域管轄問題

【第二十九條】侵犯商業秘密糾紛第一審民事案件,由被訴侵權行為實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被訴侵權人以電子入侵等信息網絡手段侵犯商業秘密的,由實施被訴侵權行為的終端或者服務器所在地,保存商業秘密的終端或者服務器所在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本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被訴侵權行為實施地、服務器所在地、被告住所地難以確定的,由權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對于以電子入侵等信息網絡手段侵犯商業秘密的,《征求意見稿》和《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五條“信息網絡侵權行為實施地包括實施被訴侵權行為的計算機等信息設備所在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包括被侵權人住所地”規定進行了銜接,明確實施被訴侵權行為及保存商業秘密的終端或服務器所在地可以作為商業秘密案件的管轄地;若被訴侵權行為實施地、服務器所在地、被告住所地難以確定的,可以由權利人住所地管轄。
 
我們可以看到,《征求意見稿》和《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還是存在一定差別。根據《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五條,信息網絡侵權行為的管轄可以在被訴侵權行為的信息設備所在地、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進行選擇。而根據《征求意見稿》,只有在被訴侵權行為實施地、服務器所在地、被告住所地均難以確定的情況下,才能由原告住所地管轄,但實踐中極少出現被告住所地無法確定的情況,因此《征求意見稿》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原告住所地管轄。不過相比《民事訴訟法解釋》,《征求意見稿》增加了“保存商業秘密的終端或者服務器”管轄,對權利人來說可以算是一個補償。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在目前《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十五條“信息網絡侵權行為”的認定存在很大爭議的背景下,《征求意見稿》明確“以電子入侵等信息網絡手段侵犯商業秘密”,一方面是貼合中美經貿協議的條款需求,另一方面對于“以信息網絡手段侵犯商業秘密”或者商業秘密領域的“信息網絡侵權行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明確。

明確了商業秘密案件新舊法適用問題

【第三十一條】人民法院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適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的法律。被訴侵權行為在法律修改之前發生、持續到法律修改之后的,適用修改后的法律。


由于2019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秘密相關規定進行了較大的變動,但并未規定新舊法的銜接問題,目前商業秘密案件對于新舊法的適用,存在一定的爭論。在無特殊規定的情況下,我國一般采用“實體從舊,程序從新”的原則。但對于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究竟屬于實體法抑或程序法,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這也給新《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舉證責任轉移規定的適用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法院在確認該案適用舊《反不正當競爭法》之后,在舉證責任分配上適用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商業秘密案件。[13]
 
因此,此次《征求意見稿》對商業秘密案件的新舊法適用進行了明確,統一適用侵權行為發生時的法律,對于持續到法律修改之后的行為,適用新法,可視為對于舉證責任分配的新舊法銜接問題進行了明確。

注釋:


[1]湯茂仁:《商業秘密中的新穎性標準》,載《人民司法》2013年第21期。

[2]董寧,孫慧:《商業秘密的反向工程易得性問題探析》,https://mp.weixin.qq.com/s/sHkEiDNMb9I7p0QzLRjI4Q,最后訪問:2020年6月14日。

[3]陳靜:《論算法的商業秘密保護》,https://mp.weixin.qq.com/s/CSteJnUZ97295QAIAK0dVw,最后訪問:2020年6月14日。

[4](2014)深中法知民初字第377號民事判決書。

[5] 2011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00號民事判決書。

[6]崔國斌:《大數據有限排他權的基礎理論》,載《法學研究》2019年第5期。

[7]參見陳斌寅:《“遙望”用戶數據的商業秘密保護》,https://mp.weixin.qq.com/s/FSlD51AuOHcwDIimgdseLw,最后訪問:2020年6月14日。

[8](2016)蘇04民初22號民事判決書。

[9]孔祥?。骸渡虡I秘密司法保護實務》,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

[10](2017)京0105民初68514號民事判決書。

[11]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劉貴祥在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2]湯茂仁:《商業秘密民事法律保護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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