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10160652
010-52852558
| |EN
首頁 > 實務探討 > 司法機關 > 觀點綜述

知識產權審判如何正確運用時間戳取證

日期:2019-08-12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作者:羅曼,雒欣 瀏覽量:
字號: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 羅曼 雒欣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知識產權審判中出現了大量以時間戳取證模式取代傳統公證取證模式的批量性案件。從社會功能的角度來看,時間戳取證完善了對權利實現所需的取證途徑;從規范價值的角度來看,時間戳取證模式促進了我國知識產權糾紛取證模式的現代化迭代升級。我國如今正處于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必須將信息化手段解決糾紛納入總體的糾紛化解體系布局中。


存在問題


本文探討的時間戳取證,特指在民事糾紛中,權利人采用時間戳技術對待證事實予以證據保全,并獲得待證事實的時間戳證書和時間戳認證證書的過程。為對時間戳取證模式的實際運行狀況進行考察,筆者以“時間戳”為關鍵詞,檢索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涉及時間戳取證的全部的案件,并對檢索出的3626件民事糾紛進行了分析梳理,對時間戳取證模式的司法現狀以及制約新型取證模式被法院采信的主要原因進行梳理總結。


從檢索的案例樣本可以看出,時間戳取證模式的應用呈激增態勢,自2010年至2014年,案件數量每年均在100件以下,2015年超過200件,2016年超過400件,2017年則激增至1300余件,該增長態勢一直持續到2018年的1800余件。


知識產權審判中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件是適用時間戳取證的集中領域。從涉時間戳取證糾紛的總體數量上看,檢索出的案例樣本全部為民事案件,其中知識產權案件占比82.7%,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占上述案件的65%。被訴侵權行為集中在圖片及錄音錄像制品侵權領域,訴訟個案賠償金額較小,通常在1500元至2000元。大量案件原告當事人為同一訴訟主體,維權主體單一,且多為繼受權利人,案件呈批量化訴訟形態,被訴侵權主體遍布全國,起訴的案件數量通常在幾十件至上百件。


以公證取證模式為對比,在以公證方式進行侵權證據保全的案件中,絕大部分當事人均認可公證證據的形式真實性,但在以時間戳取證作為侵權證據出現的案件中,絕大部分當事人均不認可時間戳取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以及關聯性,抗辯意見集中在技術可靠性、服務提供機構資質等問題上。


司法機關采信時間戳取證證據執法尺度不統一,對證據的認定缺乏說理,這大致區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對時間戳取證程序不進行審查,且對時間戳取證證據的認定不說明理由;第二種情形為法院對時間戳取證程序進行了司法審查,但同樣缺乏對證據效力的說理論證。


此外,部分法院還存在對時間戳服務機構資質審查不統一等問題,如在某侵犯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一審法院認為時間戳取證實質上屬于認證,進而認為時間戳服務機構需要具備電子認證資質,二審法院則認為時間戳取證僅為手段,不需強制限定取證服務機構的資質判定證據效力。


根源透析


筆者注意到,以公證取證方式為對比,在時間戳取證技術下,獲賠金額通??蛇_維權成本的150倍至200倍,而采取公證手段進行證據保全時,獲賠金額通常與維權成本基本持平,甚至超出獲賠金額。在賠償標準基本相同的情況下,成本低廉的時間戳取證極大推動了批量性維權案件的數量激增。


然而,技術背景的缺乏及單方取證程序的缺陷加劇了被告方的對抗情緒及司法認定的難度。具體而言,對加蓋了時間戳下的待證侵權事實究竟應如何定性,司法實務界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第一種觀點認為時間戳取證屬于電子認證,需要時間戳服務機構具有電子認證資質;第二種觀點認為其具有類似公證取證的當然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時間戳取證證據屬于電子證據,需要法院對證據能否認定進行全面審查。


目前針對時間戳取證模式的規范僅有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該規定明確了需要對時間戳取證證據的真實性進行審查,但并沒有對時間戳取證證據的性質進行明確,也沒有對真實性審查方面的具體要素進行細化。


完善路徑


時間戳取證降低了權利人取證成本,但在司法實踐中認定不一,因此亟需確立較為細致的證據規則和認定標準,提供明確的訴訟指引。此外,在具體案件中,多數被告會對以新技術獲取的證據效力提出抗辯,這反映出在司法實踐中確立制度、樹立標準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建立行業規范對時間戳取證進行細化規定。由于被告對時間戳取證證據的對抗性部分系源于其對服務機構資質的質疑,且如果對服務機構不加以限制,隨著時間戳取證的進一步發展,勢必出現服務機構魚龍混雜的局面,在司法實踐中勢必會提高對相關證據的審查標準,反而會降低權利人的維權效率,同時會加大法院的審理難度。由于可信時間戳取證涉及較多技術性規范,且涵蓋較為詳細具體的操作步驟,宜通過行業規范的形式對其進行規制,行業規范中至少應當包括時間戳取證服務機構的成立條件、運營條件、軟件條件、服務人員、監督管理機制及罰則等方面。


其次,要統一司法審查步驟。我國的一般證明標準為優勢證據原則,時間戳取證證據的認定需要經過兩層審查,第一層是判斷證據是否存在偽造,即形式真實性;第二層是判斷證據內容本身的證明力。結合時間戳取證的特征,在對其形式真實性進行審查時,應當細化為重點考察取證機構、證據提取、時間戳申請過程、證據存儲、證據提交幾個方面,當服務機構及操作流程均符合法律規定和行業規范時,即便隨著技術的發展仍然有偽造證據的可能,但堅持優勢證據原則,仍應當認可該證據的證明效力。優勢證據規則不但對本證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進行了明確,也對反證需要達到的證明力進行了限定,即反證只要能夠使待證事實真偽不明即可。


再次,在知識產權領域中,時間戳取證證據的應用場景較為集中,主要運用在侵權證據的保全及權屬證據的固定之中,而在對這兩類證據進行認定時,應當適用不同的舉證責任規則。當被作為權屬證據時,適用證明責任一般分配規則。當法院對時間戳取證證據難以產生內心確信時,原告有義務對其采取的取證技術的真實性、可靠性等進行進一步證明。當被作為侵權證據時,特殊情況下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再者,對時間戳取證證據進行審查時,應當分三步走:第一步,當對時間戳服務機構進行審查時,需要檢查時間戳服務機構的資質及運營條件,以及機構的中立性。第二步,對取證過程進行審查。在此需要審查證據獲取過程是否存在虛擬、偽造可能性,重點審查證據的生成、收集、存儲、傳輸過程的真實性。此外,還需要審查證據獲取手段是否合法。第三步,對時間戳取證證據本身內容進行審查。當時間戳作為權屬證據時,如果對作品底稿等形成過程中的文件進行時間戳固定,需要達到著作權法中規定的能夠認定作品權屬的初步水平。當時間戳取證證據作為侵權證據時,需要考察侵權頁面的完整性,諸如能否顯示侵權網站網址等信息。


綜上所述,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是知識產權審判需要遵循的重要宗旨之一,其中應當包含統一對新型取證模式的司法尺度,從而最終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效率。從司法程序的角度看,統一證據認證的審查程序和內容,在于法院通過恰當的事實認定與司法裁判,對新的取證模式興其利、除其弊,在降低當事人取證成本同時,消除技術在實體和程序方面蘊含的風險因素,實現“便捷高效”與“公正準確”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領域的真實內涵。

体彩竞彩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