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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毀滅一切——淺談誠實信用原則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的適用

日期:2020-03-06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雜志微信 作者:賀伊博,閆春德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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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商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向來在民商事實體法及程序法中有所體現。在近期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1](“新《證據規定》”)中,也注重落實誠實信用原則,明確當事人應誠信訴訟,對當事人、證人具結和鑒定人承諾制度以及當事人、證人虛假陳述和鑒定人虛假鑒定的制裁措施進行了完善,推動了民事訴訟誠實信用原則的落實。


具體到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也有不少法律、法規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例如,《商標法》第七條明確“申請注冊和使用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斗床徽敻偁幏ā返诙l明確“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遵守法律和商業道德”??梢?,誠實信用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同樣舉足輕重。因此,正確理解誠實信用原則,并考察其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適用,必將有助于指導我們的日常實踐工作。本文據此出發,通過簡析誠實信用的特點和功用,并結合知識產權司法中的具體案例,來探索誠實信用原則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的適用,以期能夠為我們在代理知識產權類案件中改進工作帶來啟發。

 

一、誠實信用原則的特點和功用


(一)誠實信用原則的特點


當今民法制度法律體系的構建是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2]雖然民法制度各項基本原則都有其側重之處,但是其他任何一項原則都與誠實信用原則密切相關。一般來說,誠實信用原則具有如下特點:① 補充性。對于民事主體而言,當法律和合同中沒有明確規定時,民事主體需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作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規則。對于法官而言,需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填補法律或合同漏洞,或者據已有法律和合同處理的結果顯失公平時,需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對相應的法律和合同規定進行價值解釋,繼而作出裁判。② 強制性。誠實信用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本身屬于民法的規范。其既是指導民事立法的原則和精神,也是指導人們行使權利和義務的重要規則,同時也是掌握在法官手中的平衡法。這三方面因素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在適用上的強制性。③ 衡平性。誠實信用原則通過利益平衡機制,給予法官在利益平衡上的自由裁量權,最終實現民事主體之間或民事主體與社會利益之間權利義務的實質性公平的目的。[3]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功用


拉倫茨曾經說過“誠實守信是人與人之間交往最基本的行為準則,一切民事活動都要以其為基礎?!盵4]作為一種行為準則,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否則將不發生權利行使和義務履行的法律效果。誠實信用原則合理限制民事權利行使和義務履行具體體現在如下兩方面:① 不得損害公共利益。[5]民事主體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沖突時,應維護公共利益而限制追逐個人利益的行為,否則權利行使的行為將因損害公共利益而無效。② 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6]只要民事主體的行為不違反法律或專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民法保護權利人正當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以不正當的手段惡意磋商損害他人利益的,則構成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違反,將因此而承受不利益。

 

二、誠實信用原則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的適用


如上所述,誠實信用原則已具體體現在知識產權類法律、法規中。由此,其已成為指導知識產權司法實踐的準則之一。而在相關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各級法院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在先判例已成為知識產權法律從業者研讀、學習的重要參考。為此,筆者以下將結合部分在先判例來進行具體說明和分析。


(一)惡意取得的權利不被保護


在迅銷(中國)商貿有限公司、廣州市指南針會展服務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再審案件[7]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法基本原則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發揮基礎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商標領域也不例外。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切市場活動參與者均應遵循的基本準則。民事訴訟活動同樣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具體而言,指南針公司、中唯公司以不正當方式取得商標權后,目標明確指向優衣庫公司等,意圖將該商標高價轉讓。在未能成功轉讓該商標后,又分別以優衣庫公司、案外人迅銷公司及其各自門店侵害該商標專用權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實提起系列訴訟。指南針公司、中唯公司利用優衣庫公司門店眾多的特點,形成全國范圍內的批量訴訟。其主觀惡意明顯,其行為明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此種借用司法資源以商標權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不應受法律保護。


在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鮮明地表達了惡意取得并利用商標權謀取不正當利益之行為不受法律保護,對建設健康有序的商標秩序,凈化市場環境,遏制利用不正當取得的商標權進行惡意訴訟具有典型意義。因該案在此方面的典型性,其被選為“2018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之一。


在寧波廣天賽克思液壓有限公司與邵文軍侵害商標權糾紛再審案案件[8]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被申請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業務上的優勢,惡意注冊商標,損害他人在先權利,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屬于違反誠實信用的行為,不應受法律的保護。邵文軍作為與寧波廣天賽克思液壓有限公司同處一地的工商部門工作人員,在辭職時應當知悉寧波廣天賽克思液壓有限公司商標的實際注冊情況等相關信息資料。其于辭職后在與寧波廣天賽克思液壓有限公司經營范圍同類的商品上,注冊了與寧波廣天賽克思液壓有限公司企業字號主要部分中文及拼音相同的商標,直至本案二審結束時仍未使用,卻針對在先權利人提起侵權之訴。此種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標權對廣天賽克思公司的正當使用行為提起侵權之訴的行為屬于濫用注冊商標專用權。該行為有違誠實信用,不具有正當性,不應受法律保護。該案因其典型性,被選為“2015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之一。


(二)證據造假的結果是敗訴加額外懲罰


在浙江愛美德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與海南海視旅游衛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件[9]中,被告愛美德公司提交多份關鍵虛假證據,且在在先證據被發現系偽造后繼續變本加厲提交虛假證據及證言,被告的行為已嚴重違反誠信精神,干擾法院訴訟秩序,浪費司法資源、損害對方當事人權益,無視法院司法權威,行為極其惡劣。因此,一審法院對其適用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罰款上限,作出了總額為111萬元人民幣的罰款。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確定的包括浙江愛美德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賠償海南海視旅游衛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的200萬元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等的一審判決結果。本案是新《民事訴訟法》實施后,北京市法院對不誠信當事人作出的首起頂格罰款案件。罰款總額111萬元,也是當時全國單起案件的最高罰款總額。


在原告福建千川商貿有限公司訴被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第三人李強、白慶偉商標撤銷糾紛案件[10]中,第三人李強、白慶偉為證明訴爭商標的實際使用,向法院提交了產品檢驗報告、銷售發票、廣告登記證、清真食品準營證等證據。經核實,上述部分證據復印件與原件不符,部分證據存在明顯篡改、偽造的痕跡。據此,法院依法認定第三人對上述證據進行了偽造,判決撤銷被訴決定,并依照法定最高限額對第三人李強、白慶偉提供為證的行為分別處以一萬元的罰款。該案系北京法院開出的首例知產行政訴訟偽證罰單。


此外,在新《證據規定》中,對虛假陳述、虛假鑒定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所可能導致的相關法律責任進一步進行了明確,規定了不僅可能會面臨“司法處罰”,還可能面臨刑事責任(第三十三條、六十三條、七十八條、九十八條)。


(三)“毒樹之果”不能被認可


在北京福聯升鞋業有限公司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北京內聯升鞋業有限公司商標異議復審行政糾紛案件[11]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被異議商標申請人福聯升公司作為同地域的同業競爭者,理應對引證商標的知名度和顯著性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因此,被異議商標申請人在同類商品上注冊、使用有關商標時,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注意合理避讓而不是惡意攀附引證商標的知名度和良好商譽,從而造成相關公眾混淆誤認。雖然被異議商標經過一定時間和范圍的使用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定的市場規模,但是,有關被異議商標的使用行為大多是在被異議商標申請日之后,尚未核準注冊的情況下發生的。被異議商標申請人在其大規模使用被異議商標之前,理應認識到由于被異議商標與引證商標近似,并且引證商標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顯著性,故存在被異議商標不被核準注冊,乃至因使用被異議商標導致侵犯引證商標注冊商標權的法律風險。被異議商標申請人未能盡到合理的注意和避讓義務,仍然申請注冊并大規模使用被異議商標,由此帶來的不利后果理應自行承擔。因此,被異議商標申請人有關被異議商標經過使用,已經形成一定的市場知名度,不會導致相關公眾混淆的主張沒有被支持。


(四)濫用“權利”不被支持,且可能構成不正當競爭


在封丘縣友趣飲品廠訴焦作市明仁天然藥物有限責任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件[12]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友趣廠雖為指定使用在第32類商品上的“名仁蘇”注冊商標的權利人,但其在行使自身權利之時,仍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并對他人的合法在先權利予以避讓,防止社會公眾對相關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但本案中,友趣廠在其生產的被訴侵權商品之上,以明顯大于商品名稱的字體,將“名仁蘇”商標與臆造詞“打水”二字組合使用。組合后,被訴侵權商品之上即形成了與明仁公司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名仁蘇打水”的文字表述和視覺效果高度近似的文字組合。友趣廠以該種組合方式不正當行使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明顯具有攀附明仁公司注冊商標知名度的意圖,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構成對明仁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害,應當為法律所禁止。


在拜耳消費者護理股份有限公司、拜耳消費者關愛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與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李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13]中,法院認定職業商標搶注人惡意搶注商標并惡意投訴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并判令其賠償拜耳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70萬元。

 

三、給知識產權代理工作帶來的啟發

 

(一)恪守職業道德,增強自身實力


職業道德是人們在職業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道德規范。律師職業道德關系到律師工作的質量和生命。在全國律協發布的2017年十大典型懲戒案例中,就有多名律師由于偽造證據或違反利益沖突限制性規定而遭受處分?!端痉ú筷P于進一步加強律師職業道德建設的意見》[14]要求教育引導律師恪守誠實信用??梢?,作為一名律師,需要牢固樹立誠信意識,自覺遵守職業道德準則和執業行為規范,在從事法律服務中恪盡職守、誠實守信、勤勉盡責、嚴格自律。具體體現在,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遵守執業利益沖突限制性規定,不損害委托人的權益,恪守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等,做社會誠信建設的表率。


(二)把握法律底線,降低法律風險


霍姆斯大法官曾經說過“我知道我不是上帝,因此,當人們要做一些我從憲法中找不到任何東西明確禁止他們這樣做的事時,我就說,不論自己是否喜歡,讓他們折騰去吧?!盵15]作為一名律師,需要把握法律底線。如前文所述,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規范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一種法律層面的行為準則。而且從前述司法實踐中也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事訴訟活動同樣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通過更好地把握法律底線,進一步降低委托人的法律風險。


(三)慎用訴訟技巧,提高溝通能力


管轄異議權制度作為民事訴訟中一項重要的程序救濟制度[16],其設置的初衷不僅是為了實現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也是為了平等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監督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和遏制地方司法保護主義。但司法實踐中常出現假借管轄異議之名,達到拖延訴訟或者謀取不正當訴訟利益等濫用管轄異議權的行為。


2016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先后作出的兩份關于管轄權異議的民事裁定書[17][18]在業界引起了不小的爭論。兩份民事裁定書均對涉嫌濫用管轄權異議的案件相關人員提出了批評,并認為委托代理人作為執業律師,在為當事人提供專業法律服務時,本應尊重法律規定,恪守職業道德,在本案中卻未體現出職業律師應具備的最基本的敬業精神和專業素養,在訴訟中應予以避免。其行為不僅增加了對方當事人的訴累,而且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還有可能傷及社會公共利益。由此可見,律師在使用訴訟技巧時也應遵循誠信原則,應深刻理解法律規定背后的立法原旨,而不能恣意利用訴訟技巧而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和訴訟程序的空轉。

 

結語


通過上述考察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誠實信用原則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被重視程度愈益彰顯。作為知識產權領域的從業者,我們應對之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在從業過程中予以遵從和踐行。

 

[1]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19]19號,2019年12月25日,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12721.html。


[2] 參見李宗建等:“淺析民法中誠實信用原則”,載《中國管理信息化》2019年第22卷第11期。


[3] 參見沈德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條文理解與適用》(上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139頁。


[4] 參見于飛:“公序良俗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區分”,《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


[5] 參見陳華彬:“論民事權利的內容與行使的限制-兼議我國<民法總則(草案)>相關規定的完善” ,《法學雜志》2016年第11期。


[6] 參見鄭冠宇著:《民法總則》,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07頁。


[7]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80號民事判決書。


[8]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68號民事判決書。


[9] 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民終字第925號民事判決書。


[10] 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1165號行政判決書。


[11]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116號行政裁定書。


[12]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08號民事裁定書。


[13] 參見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8627號民事判決書。


[14]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司發[2014] 8號,2014年5月23日,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4-05/25/fggz_6527.html。


[15] 參見羽戈:“法律人的底線”,《廉政瞭望》2014年第06期。


[16] 參見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第六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0頁。


[17] 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6)京73民轄終29號民事裁定書。


[18] 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6)京民轄終277號民事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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